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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国祥说不管这件事,那当然属于气话。

真当朱院长是吃素的?

被内阁和六科封驳的第三日,朱国祥开始挨个召见大臣。

第一个被召见的是张根。

朱国祥开门见山问:“首相可信那德运之说?如实回答。”

张根说道:“不信。”

“为何封驳?”朱国祥又问。

张根说道:“不得不信。”

“为何?”朱国祥追问。

张根说道:“关乎国朝与天子之道统权威,必须要有这个东西。”

朱国祥问道:“没有可以吗?”

张根回答:“有了更好。”

“知道了,”朱国祥再问,“首相可信天人感应之说?”

张根没有正面回应,而是用宋徽宗举例:“昏君赵佶,年年月月都能天人感应。”

朱国祥问道:“去年长江发洪水,可以推给赵佶。今后再发洪水,如何向万民解释?是朕失德,还是大臣们失德?”

张根说道:“阴气过重。”

“阴气过重?”朱国祥没听明白。

张根解释说:“天地万物,禀阴阳二气所生。阴阳失衡,便有灾异。为政当致中和,阴阳相协,天下安定。”

这种说法,是宋代的新发明,是天人感应的全新版本。

汉唐有什么灾异,那肯定是为政者失德所致。

而宋代有什么灾异,就可解释为阴阳失调。皇帝肯定没错的,多半是出了小人。因为小人过多,所以阴气郁积,导致阴阳失调。

驱逐朝堂里的小人,阴气就减弱了,阴阳就协调了,国家就安定了。

至于谁是小人,得看具体情况而定。

打发走张根,朱国祥又召见其他阁臣,说法都大同小异,但不敢像张根讲得那样直白。

这些家伙都不信,却又要天下人信,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手段。

李邦彦显得比较特殊。

面对朱国祥的询问,李邦彦说道:“臣愚钝得很,不能揣测此事。但臣听说,圣天子临朝,德运自降。陛下乃福德之人,无论信与不信,都是有德运在身的。”

朱国祥问道:“朕若不定本朝德运,又会如何呢?”

李邦彦说道:“定与不定,德运自在。天子说不定德运,就可以不定德运,臣一切皆遵皇命行事。内阁封驳,臣并未参与。”

这货就是个滑头,直接表态自己愿意听话,但又强调大明肯定有德运加持。

听取内阁意见之后,朱国祥懒得逐一召见,直接把萧楚、黄裳、胡安国三人叫来。

编了十年道藏的黄裳,居然表现得非常激动:“河出图,洛出书,此怪诞邪说也!五行德运,更是无稽之谈。圣天子治国,当遵经持正,不可相信那些虚妄之言。”

朱国祥面带微笑:“爱卿为何如此反对?”

黄裳激动得站起来,说道:“旧宋初年,饱学之士哪个不反对这些?臣是学《易》的,宋易之学说成就,便是否定汉易之谶纬!就连昏君赵佶,那般沉迷祥瑞,都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当中剔除!”

从北宋开国,一直到宋徽宗登基,天人感应之说不断被瓦解。

一方面剥离灾异的影响,一方面引入阴阳做补充。

北宋中期编撰的《新唐书》,对此就有直观体现。

这本书打破了《汉书》以来的千年传统,只记载灾异,不记载灾异应对的事件。大概意思是,对未知现象心存敬畏即可,不要跟现实胡乱联系起来。

变法来了。

日食、月食、地震、彗星频繁出现,守旧派以此攻击变法派。

王安石当然要反击,其中最激烈的手段,就是把《春秋》从科举中剔除,只因《春秋》里面记载着许多怪异感应。

这个时期,天人感应遭到官方打压。

守旧派得势,虽然又给掰回来,但整体趋向于理性。

直至宋徽宗登基,大搞祥瑞之事,天人感应卷土重来,就连正直大臣都被潜移默化,整体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神神怪怪。

不过即便是宋徽宗,也下诏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中剔除,认为那是古人不懂天文在瞎联系。

宋徽宗为啥这样做?

因为这货自己懂天文啊,他知道日月食的成因,知道五纬退留现象,甚至初步认识到轨道差异。

这是天文学的进步!

朱国祥看向萧楚、胡安国:“两位如何看待五行德运?”

萧楚说道:“无稽之谈。”

胡安国道:“或有其事。”

这两位都是程颐的学生,都深入钻研《春秋》,但他们的观点却迥异。

萧楚重经而轻传,无视细枝末节,直指春秋大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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