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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这次主讲的孙鑨,不仅是琼林七子之一,还是‘实心学’三大奠基人之一,这些年他阐发本门经义的著述广为流传,然而却因为朝廷官员的身份,一直甚少参加讲学。现在他被削职为民,反倒成了本门的福祉,故而其讲学的消息,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告白,但江浙一带的门众还是云集而至,短短三天,就聚集了六七千人。

虽然崇正书院常年讲学不断,但也没有空间容纳这么多人,耿定向只好在琼林学派主办的《新知报》上呼吁,请南京本地的门众,将听讲的机会让给外地的同门,这才勉强解决了问题。

等大家坐定,再东西相对两揖。等当天结束前,击磬三下,东西相对一揖,再向圣像和四贤行礼,肃穆退出会场。

在琼林学派的学者中,孙鑨最反对虚谈,不仅批评王学,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。主张‘大抵不侈语精微,而笃实以为本。不虚谈高远,而践履以为程。’故而今日所讲的内容‘心性与事功之间是否相容’,也是紧扣自己的主旨。

之所以有这个讲题,是因为他敏锐的发现,琼林学派中的不少学者,都有些‘重实轻心’了。这固然是对心学和理学空谈心性的修正,然而却是矫枉过正了。

孙鑨提醒门众,空谈心性而忽略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,固然会陷于空疏;但太突出实用性而缺少对心性的真切体认,亦会迷失人之为人的方向。因为心性之学本来就是探讨人的本质及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,它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思考,如果忘记了如何为人,只会成为物欲的奴隶,最终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要始终不懈的反观内求,慎独、戒惧,以确立内在的‘道德自我’,促进自我的完善。

当然,若只以心性之学为能事,仅仅执着于对心性的悟解而不屑于做其他实际的事务,那么心性之学无疑将会变回一种‘无用之学’,所以,心性与事功之间应是‘合则两美,离则两伤’的。

孙鑨的讲学微言大义,深入浅出,逻辑严密,听者无不深以为然。待其讲毕,便有门众发问,先是就其论题提问。过了半个时辰,问题渐渐转移到一些众人关心的热点问题。

有滁州琅琊书院的山长问道:“去岁先生在《新知报》上发表文章,说设立学校,不仅是为了养士,更不是为了科举,而是‘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,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。’学生请问,日后我们的书院,该走什么样的道路?”

“此言是针对书院的未来而发。我们现在的书院,已经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学堂,更是讲经论政的场所。国家之新风,由此发轫,民族之方向,以此为指向。因此我们的书院,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,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,教化四方,使朝廷之上,乡闾之间,渐摩濡染,莫不有奋发向上之气。”顿一下,他接着道:“从长远看,则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匡扶社稷。只有这样,才能使盗贼奸邪,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,君安而国可保也!”

“多谢赐教。”那位山长坐下了,却又有人站起来问道:“先生所言,似乎与夫山先生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如出一辙,您是不是也赞同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?”

《明夷待访录》问世不过数年,却已经得了‘海内第一奇书’的名头,其共有二十一篇,在开篇的《原君》中,便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,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。因为皇帝自视天下之主,便将万邦五方,黎民兆亿看作自己的私产,‘其敲剥天下之骨髓,离散天下之子女,以奉一人之淫乐,视为当然。’曰:‘此我家业之花息也。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,向使无君,人各自得其是也,各得自利也,呜呼!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!’这些大逆不道之言,在二百年间是没有人敢说的,此书作者却大声疾呼:皇帝是天下之大害、是国民之‘敲剥者’。并理直气壮地呼吁,现今应当是‘天下为主,君为客’!

在《原臣》一篇中,作者同时也提醒士大夫们,不要再做皇帝敲剥百姓的同谋帮凶,而应该是‘为天下,非为君也;为万民,非为一姓也。’因为‘天下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万民之忧乐。’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:士大夫的人如果‘不以天下为事,则君之仆妾也;以天下为事,则君之师友也。’

在《原法》一篇中,又对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批评,说它是公私不分,权利义务不平,没有公法可言。因此反对‘一家之法’,主张‘天下之法’,‘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’。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‘非法之法’不可;要求得天下太平,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,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。

可以说,先秦至今两千年,还从没任何人,像本书作者这样,胆大包天,毫不留情的将君主制度批判的体无完肤。此书已经问世,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被秘密印刷数万册,广为传布,令不知多少人血脉贲张。

据说,泰州学派的狂人李贽,在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,便立刻赶往江西永丰,找到了隐居多年,不问世事的何心隐。

何大侠在看过这本书后拍案而起,欣喜若狂道:“得此无上真言,虽死无憾矣!”第二天便收拾东西,跟李贽走出山区,重回世间讲学。他不讲别的,只讲此书。因为何心隐的巨大声望,使这本书几乎无人不知,其‘君主乃天下之大害’,‘天下为主,君为客’的名句,也几乎无人不晓。

许是这种说法,过于惊世骇俗,与他狂侠之名吻合,故而世人便将此书的作者,按在了他的头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