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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从成化、弘治年间起,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。

想作秀才可不容易,必须通过县试、府试和道试,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。

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,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,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。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,内容也有少许变化,道试需要考《五经》题目。

通过府试可称“童生”;通过道试可补“生员”,即为“进学”,俗称“秀才”。

在文章锦绣之地,仅一次府试,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。

嗯,以上这些,都跟王渊无关!

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,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,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。

据姜准的《歧海琐谈》记载,在弘治、正德年间,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。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,考官随便出个上联,对出下联就能通过。或者是背诵经义,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。稍难一些的考八股,都不用把文章写完,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。

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,都没有惊动按察使(兼职副提学官)。他爹一个小土司,就能当主考官(仅限贵竹司),而且只出了一道题,那便是——写对联!

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,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。

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,哇,课文背得好流利,此子真神童也,妥妥的秀才!

出现这种情况,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,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。

说白了,腐败而已。

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,都是这样随性妄为,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。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,到弘治皇帝的时候,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,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。

于是,席书来了!

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,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,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。

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,那是寄予厚望的,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。

耗费两年时间,席书终于破局,这次亲自组织考试。

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,今年的县试好难啊!

“喂,你听说没有,今年县试要考八股。”

“真的?不是只默写经义吗?”

“又要默写经义,又要作八股!”

“那怎么办?我还没学过制文呢,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!”

“别慌,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。”

“破题我也不会啊,这玩意儿怎么破?”

“……”

你看,在贵州考童生多难,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——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。

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,刚到司学门口,就听到阵阵议论声。

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:“王二,我也刚学作八股,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。”

“没事,”王渊安慰道,“今年不行,那就明年再来,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。”

“嘎!”

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,一个官差踏出门槛,宣布道:“提学副使有令,今岁贵竹司、中曹司、龙里司、扎佐司、贵州卫、贵州前卫……各司学、卫学、社学、私学之学童,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,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,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!”

好嘛,前两天已经进行了考生登记,今天就要正式开考。结果突然宣布,两次考试并为一次,咱们这位提学副使不按套路出牌啊。

主要是不想应付卫所的军官,特别是汤家,其始祖为汤和之子、征南将军汤永慕。

今天就把童生敲定下来,一场考试完事儿,免得汤家跑来走后门说情。

此举明显是乱来,但无所谓。

这场考试从头到尾都不守规矩,也不差这一遭了。县试本该知县当主考官,放在贵州就是小土司当主考官,席书硬要把贵州城附近的学童都叫来一起考,他身为提学副使居然亲自主持县试。

全乱套了!

究其原因,无非是为了防止土司徇私舞弊。

一个脸上有数道鞭痕,额头发肿的学童,无比紧张道:“大哥,你说我如果落榜了,那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打死?”

“什么那个女人?”学童身边的少年责怪道,“即为后母,便当尊敬!”

学童捂着发肿的额头,嘀咕道:“好几次把我打得半死,你让我怎么尊敬她?”

少年名叫汤冔,汤和后代,司学生员。

学童名叫汤邦,是汤冔的二弟。

他们的生母很早就过世,继母严氏凶残蛮横,动辄对其棍打鞭抽。历史上,二弟汤邦、三弟汤鼎,全都被继母打得逃离家族,只剩汤冔顽强活到成年,并且最终考上进士。

为什么要提汤冔?

这个少年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大弟子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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