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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日,赵主父向鹖冠子请教了诸多治国之策,鹖冠子皆逐一给予意见,而蒙仲亦在旁认真倾听。

迄今为止,蒙仲已经了解了不少治国方面的思想主张,比如道家的“无为”思想,杨朱派的“贵我”思想,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,以及今日鹖冠子所讲述的“法制度而治”思想,在他看来,这些思想主张中就数鹖冠子的“法制度而治”的思想最契合实际,也最完善。

相比之下,杨朱派的“贵我”会让人变得更加“自利”——哪怕此学派其实也提倡不侵害他人的利益;而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,虽然好归好,但仍然没有具体如何施行的章程,单凭“井田制”这种过时的国家体制,是不足以支撑起“仁政”的——被宋国覆亡的滕国,就是最佳的例子。

唯独鹖冠子的“法制度而治”思想。

只不过,鹖冠子的这个思想主张,真的是与法家思想非常相似,不同点仅在于,鹖冠子的思想主张,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“无为而治”,不像法家的最终目的是“变法图强”——两者的最终侧重点不同。

当晚在鹖冠子结束他思想主张的讲述时,夜色已深,于是在此之后蒙仲只是简单向赵主父禀报了「已从阳文君赵豹率下挑选了五百名士卒」这件事,而赵主父,也因为与鹖冠子、蒙仲、庞煖几人边喝酒边探讨治国之策而喝地大醉,没有细问此事。

晚上回到住处后,蒙仲就着灯火,将鹖冠子的思想主张记载在竹简上,向以往那样一式三份,准备托人送到庄子、孟子、惠盎三人手中,听听这三位对此的评价。

其实主要还是听听孟子与惠盎对此的评价,至于他的老师庄子,后者更注重的是对“人”的德育之事,即如何提高世人的道德水准,对于国家政治这方面的事,庄子是从来不感兴趣的。

而蒙仲在明知此事的情况下仍然给庄子写信,也只是为了告诉老师他在赵国的所见所闻,仅此而已。

次日,蒙仲早早起来向赵主父辞别,准备前往阳文君赵豹的军营,训练那五百名士卒。

而这会儿,赵主父想来也已收到了相关禀报,知晓了蒙仲昨日降服那五百名士卒的过程,并就此事给予了蒙仲很高的评价。

他笑着对蒙仲说道:“我原以为那五千枚布币是为了收买那五百名士卒,却不曾想,你竟收买到了兵心。”

不得不说,那日赵主父对于「能用金钱收买的士卒是否值得信赖」一事仍抱持怀疑,却没想到,蒙仲的手段比他预料的更高明,直接“买”到了那五百名士卒的心,还顺便为信卫军上下竖立了最初的信任。

这使愈发器重蒙仲。

在向赵主父告辞后,蒙仲带着蒙虎、蒙遂等人回到了阳文君赵豹的军营,与留宿在那座军营的乐毅等人汇合,共同探讨接下来的事物。

士卒的问题解决了,驻军兵营的问题也解决了,那么接下来就是商量对那五百名士卒的兵种调整,以及相应的练兵方法。

所谓兵种调整,顾名思义,即调整军中各兵种的比例,这其中也涉及到很多因素。

比如蒙虎,他就主张战车队,即将五百名士卒全部打造成战车队,以三名甲士同乘一架战车来算,约需要一百六十余架战车。

必须得承认,假如按照蒙虎所建议的方式打造成“战车队”,这五百名甲士将非常具有攻击力,哪怕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十倍的一般步卒或许也不在话下。

但弱点也很明显:缺乏远距离打击能力,可能敌军的一波箭雨,就能让其损失过重。

继蒙虎之后,蒙遂建议改造成骑兵。

在此时的中原境内,骑兵仍然是赵国独有的兵种,与战车相比,具有速度更快、机动力更高的优点,尤其是在经过「骑射」训练后的骑兵,其实也覆盖了“弓骑”的能力。

但同样的,骑兵的缺点也很明显。

首先,骑兵造价太高。

在正常编制下,一名骑兵需配两匹战马,交换骑乘,以便始终有一匹战马保持充沛的体力,而战马属于非常珍贵的战争物资,需要经过多年的饲养、挑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驯养,并不是说随便什么野马套上缰绳就能当成战马用——那种未经人工驯服的马,在战场上必定会葬送骑兵的性命。

其次,骑兵的训练太艰难。

在没有双边马镫与马鞍这些马具的情况下,一名骑兵需要经过数年的训练,才能掌握熟练的骑术,然而,葬送一名骑兵却只需要一支箭矢。

这也正是骑兵暂时还无法作为战场主力的原因,因为它的防御能力太薄弱,无法抵挡弓弩之类的武器。

至于第三点,那就是骑兵不擅于攻城、守城,信卫既然作为赵主父的近卫,那么,它必须具备抵御外敌的防守能力,而骑兵的防守能力却非常薄弱——在非战略视角。

“步弩混合吧。”

在思考再三后,蒙仲向一干小伙伴说出他的考量。

步,即步卒,很好理解,鉴于所使用兵器的不同,又可以分为戟兵、戈兵等等,主要以长兵器为主。

而弩,即指手持弩机的弩兵。

早些年韩国就已研制出了单兵可以使用的弩机,此后迅速被中原诸国所效仿,成为比弓更可怕的远程杀伤武器,虽然在射程上并不如弓具,但在几十丈范围内中等距离下,弩机的杀伤力非常可观,军队制式的牛皮甲胄,根本挡不住这种武器。

其次,弩兵的相关训练最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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