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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,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。

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,直接离开重庆,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。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,整天无事可做,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。

恰逢暑假,孩子们都在家,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。

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,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,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。一个个全是大师,即便不能领会思想,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。

这些学者很有意思,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,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。

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“学衡派”,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,反对新文化运动,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。

而刘乃诚又属于“宪政派”,他非常赞赏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,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,恰好与《万历十五年》所表达的思想一致。

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,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。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,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;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,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,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。

中国生理学奠基人、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,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,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。

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,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。他认为现在喊什么法治和道德口号都无济于事,吏治已经从中央就崩坏了,只能先赢得抗战胜利,再来逐步解决政治问题。

刘乃诚就不高兴了,立即跟费孝通吵起来。他认为正是由于抗战,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实现宪政,以国家民族的大义进行政治改革。

大家吵得不可开交,只有萧作梁默默看戏。

这六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校,金岳霖代表西南联大,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,蔡翘代表中央大学,刘乃诚代表武汉大学,张其昀代表浙江大学,而萧作梁则代表四川大学。

六人当中,费孝通名气最大,也最为美国人所熟知。他的著作《江村经济》,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学界誉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,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

而萧作梁则名气最小,完全属于陪衬。他在后世被人提及,经常是讨论共党土改政策的时候,此君对共党的土地改革史颇有研究。

连续争论对喷了半个多月,这些学者终于启程了,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赶紧回来。他们的赴美路线是先走驼峰航线去印度,再从海路去美国,一路上非常危险。

所谓“驼峰”,即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,属于抗战后期国际援助物资的必经之路。

刚开始的时候,由于运输机的性能问题,飞行员只能低空飞行,必须穿越迷宫一般的喜马拉雅山隘,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机毁人亡。后来运输机得到了改进,终于不用低空飞行了,但糟糕的天气和日机的堵截,同样让驼峰航线遇险率极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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