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4章 东风夜放花千树 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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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不觉又一年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林为民站在窗口看向远处天空中的烟花，发出了感叹。

“又一个顶风作案的！”

陶慧敏抱着小豆包，也看着远处的天空，“豆包，快看，快看，那是烟花。”

小豆包把脸挤在玻璃上，脸上的肉团的挤扁了，伸出了舌头，流着哈喇子。

“这烟花好看也不至于淌哈喇子啊！”

林为民边调侃，边给女儿擦嘴。

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烟花放完了，天空沉寂了下来，小豆包着急，但她的词汇量太少，只会瞎喊。

“啊啊啊，花花……”

“别喊了，放烟花的叔叔们被警察抓跑了。”

陶慧敏拍了他一下，“都多大的人了，能不能有点正形？”

小豆包因为烟花没了哭的很伤心，去年这时候她还不懂看烟花呢，林为民安慰道：“没事，大闺女不哭，明天爸爸给带三环外面放烟花。”

燕京的禁放令是去年颁布的，范围基本将城区三环内都涵盖到了，但三环外随便放。

实际上，在八十年代燕京就一直有关于禁放烟花的讨论，而且也有禁放区域。

年节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古已有之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世道太平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，那几年过年的烟花爆竹是越放越火爆，燕京城本来就人多楼密，为了听过年的这声“响”，事故发生率直线上升。

光是1986年春节，燕京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就烧伤、崩伤446人，其中还有两人被摘除眼球。

1987年大年三十晚上12点至初一1点这一个小时当中，燕京市内平均每26秒就有一起火警警报，出动的消防车辆无法返回营地，只能从一个火场奔赴另一个火场。

还有不少市民在闹市、楼顶、阳台放炮，用“闪光雷”隔着马路互射，引起纠纷斗殴不绝。

一些人跟街坊邻居竞赛，比谁家放的爆竹响声大、持续时间长，谁家第二天早起门前炮皮多。

有人家里不富裕，也得勒紧裤带咬着牙买炮、放炮，攒上几寸厚的炮皮，不然就叫“跌份”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这种风气变本加厉，有不堪忍受的老百姓给报纸写信“求救”。

“今年放鞭炮是全方位、立体式的，从高层建筑到街道，从禁放区到繁华区，从大街到小巷，其场面不亚于海湾战争……

窗外火光闪闪浓烟滚滚，动静犹如飞机投弹、地雷爆炸，楼与楼间光雷横飞，绿树绿地燃成炮灰，井盖崩起污水四溢……”

过年放炮的风越吹越歪，连很多市民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和容忍心，将这种放炮称之为“年祸”。

在1987年燕京市人代会上，116位代表提出议案，要求严管烟花爆竹。1988年春节，《燕京日报》就“城市该不该禁放”展开大讨论，读者来信中60％主张禁止。

此后数年间，BJ禁放区域逐步扩大，至1993年初，全城禁放区已增至1364处，三环路以内烟花爆竹绝迹。

“别放了，太危险了。”陶慧敏劝道。

这些年，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烟花爆竹，这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“没事，让壮壮放。”

那边正捧着哈密瓜狂炫的韩壮壮似有所感，抬起头来，“老舅，你叫我？”

“没事，吃你的吧。”

韩壮壮点了点头，又啃了一口哈密瓜，“这XJ的瓜就是甜。”

能不甜吗？

一颗哈密瓜200多块钱！

韩壮壮炫了一个，意犹未尽，还想再吃，却被殷歌丽拍掉了手，“瓜性寒凉，不能多吃。”

她训完了韩壮壮，又把小囡囡手里的瓜皮夺了下来，“你也少吃！”

父女俩相顾无言，在桌上挑挑拣拣，决定换个目标。

陶父陶母在和韩定邦看电视，秦姐今年没回家，也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到了九点多，林为民打了个哈欠，跟大家打了个招呼，去睡觉了。

时间渐晚，客厅里的人越来越少，直到最后空无一人。

除夕夜过去，一大早大家还是会被零星的鞭炮声吵醒，别管怎么禁，总有顶风作案的人。

拜了一上午的年，中午回到家中，林为民就研究起了放烟花的事。

他要放的不是一般的闪光雷、鞭炮，而是正儿八经的烟花，现在燕京的烟花爆竹都是专营的，大年初一没人做生意，不过这难不倒林为民，一个电话打到曲小伟那。

“行啊，没问题，你等着吧！”曲小伟痛快的应下了差事。

解决完了烟花的事，林为民又琢磨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放一回烟花，光给闺女看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多叫上几个人。

以前过年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今年林老师给大家改改规矩，咱们看烟花！

这叫精神追求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脱俗。

“喂，铁生啊！”

“郑国，嘛呢？”……

冬天天黑的早，才四点天色就暗沉了下来。

西安门大街上，四辆轿车和一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，分外扎眼。

车队一直向西行驶，过了复兴路，又过了石景山，快到后世的六环才停下来。

车队停下的地方是河边，这是永定河，燕京为数不多的河流之一。

“嘿，你找这地方还真不错。”

曲小伟下了车，在周围巡视了一圈，对林为民找的地段很是满意。

“行了，把东西卸下来吧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