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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几句话就敲定了这个项目的立项,范小胖让任长缄明天就去工作室签合同。

杨灵越好奇的问:“这种片子按理来说,你应该给电视台提案的啊。”

任长缄倒也光棍,直接说递了没回应,还说辞职的时候得罪了领导。

范小胖无语至极:“合着你这是拿我当冤大头啊。”

“范总你们的招标书上说可以搞定播放平台的,而且《网瘾去除记》那样的片子,你男朋友都能让它在央视播出,没什么难度吧?”

任长缄是执拗,但是不傻,相反,聪明的很,到现在已然看清了杨灵越和范小胖的关系,肯定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男女朋友。

果然范小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她男朋友身上,只能说形成依赖路径了。

不过杨灵越可不逞这个能,任长缄的封杀解除,是得益于纪录片的创办需要她极强的个人能力,看看她离开后,《舌尖》后续的质量就知道一二了。

杨灵越笑呵呵地说:“播放平台自然没问题,大不了网播嘛。”

说着又捏了捏范小胖的手,范小胖会意,等回家再问呗。

之后便是边吃边聊。

杨灵越问了团队构成,文化采集调研工作、创作路径,纪录片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等等。

任长缄也是一一回答和发表着自己的看法。

“我喜欢用年轻人,他们身上生命能量的那种浓烈,反而是阅历丰富的大导演们所不具备的,两者不一样,没有可比性。”

“这个世界当然有负能量的事情,但我这不算是逃避,我不拍这些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啊。”

“纪录片应该让人们看到他人的挫败,和洪荒宇宙相比,人类实在太脆弱和渺小了,以他人的挫败为坐标系,是人类不多的共同需求。”

“纪录片跟观众的关系不是引领和征服,应该是遇见比较恰当,观众和我的价值观有暗合、跟随,也有排斥,这就是遇见的状态。”

在范小胖问及任长缄对于杨灵越的看法时,任长缄说最初听闻的印象是“文化资本家”。

“文化资本家研究什么东西好卖,拍出这个东西好卖以后就按照这个来。而艺术家想的是,我下次能不能换个拍法,怎么能拍得更好,要不断的实验。”

这让杨灵越很受伤,这特么可不是什么好词,可貌似看人挺准的。

范小胖说:“在我心目中,他就是艺术家。他虽然特别会挣钱,但没考虑过用文化挣钱,而是挣了钱搞文化,你和他有过工作交集就知道了。”

随后范小胖还很自豪地拿上午在片场发生的事情举例子。

杨灵越很惭愧地摆摆手:“任导一席话,让人振聋发聩。”

任长缄却是认真地说:“我对杨导有刻板印象,是我的不对。起码杨导对待历史是严肃的,对待文化是认真的,这些就超过绝大多数影视行业老板了。”

最后杨灵越说:“不谈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了,我希望任导完成这部纪录片后团队不要解散,我有些想法,可以继续合作。”

任长缄看着杨灵越说:“可以进行纪录片创作实验吗?”

铺垫了这么久,任长缄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想法,毕竟拿着别人的钱搞实验这事儿,说出去太不好听了。

还不待杨灵越说什么,范小胖一拍桌子,豪气地说:“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