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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会说。”

“我知道的,都说。”

孙为民把茶话会视频截图推到她面前。

画面定格在她发言的瞬间。

“建所六十周年筹备座谈。”

“你在会上纠正过一名退休专家。”

“红峰项目搬迁日期,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。”

“设备先进,人后进。”

“第一批技术骨干当天报到。”

“这几句话,是你说的?”

李秀琴答得很快。

“是。”

“从哪里知道的?”

“七五年,红峰项目搬设备。”

“我负责给保密室送开水。”

“值班员离开过几分钟。”

“桌上有一份调度表。我看到了。”

孙为民问:“你为什么记这个?”

李秀琴说:“有人教过我。”

“教我看废纸。”

“看门牌。”

“看会议通知。”

“看出入登记。”

“看人名、房间号、时间点。”

孙为民问:“谁教你的?”

“一开始是一个男人。”

“一九七一年冬天。”

“沈北市场外面。”

“他拦住我,给我看了两张照片。”

“一张是我父亲。”

“一张是我母亲。”

李秀琴停了两秒。

“他们在龙江插队。”

“照片里,有人拿枪对着他们。”

“那个人说,只要我按要求做,我父母就能活。”

孙为民问:“那个人叫什么?”

“他说自己姓刘。”

“真名不知道。”

“五十多岁。”

“东北口音里夹着南方腔。”

“他第一次交代你的任务是什么?”

“进科研院所。”

“从后勤岗位做起。”

“不主动接近核心人员。”

“不问不该问的事。”

“只看。只记。”

“只等下一次有人来取。”

孙为民问:“你父母后来怎么样?”

李秀琴的手放在膝盖上,没有动。

“我三十岁那年,母亲先走,肺病。”

“第二年春天,父亲也走了,脑溢血。”

“人是在菜园子里被发现的。”

“他们死后,你有没有想过脱离?”

“找过上线吗?”

李秀琴闭了一下眼。

再开口时,她的语速慢了一些。

“找过。”

“他说,我回不了头。”

“他说,李秀琴,你清醒一点。”

“你出卖了几年的情报,经手过那么多目标。”

“你已经是华国的叛徒。”

“你只能继续往下走。”

孙为民没有评价。

他在记录纸上写下:

早期胁迫。

后期持续犯罪。

孙为民继续问:“福利院线是什么时候交给你的?”

“七五年前后。”

“还是那个姓刘的交代的。”

“每次只给信封。”

“信封里有照片、地址,还有话术。”

“目的是前期心理干预。”

李秀琴低头看着桌面。

“他们会提前把有特殊背景的孩子送进福利院。”

“我的任务,是按照话术接近这些孩子。”

“从三岁左右开始。”

“分四个阶段。”

孙为民拿起笔。

“详细说。”

“第一阶段,信任锚定。”

“定期去,带吃的,带衣服,陪他们说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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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福利院的孩子缺人陪。”

“时间久了,他们会把我当成能依赖的人。”

“第二阶段,身份覆写。”

“告诉他们,他们不是没人要。”

“他们的亲生父母在远方,有身份,有地位。”

“他们长大以后,可以去找他们。”

“第三阶段,价值替换。”

“如果他们在福利院受委屈,就告诉他们,这里不在乎他们。”

“如果他们被欺负,就告诉他们,这片土地对他们不公平。”

“把他们对福利院、老师、同伴的感情一点点剥掉。”

“第四阶段,封口和恐吓。”

“告诉他们,不能把我说的话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否则,他们一辈子都见不到亲生父母,也会害死远方的家人。”

李秀琴停了几秒,把手放回桌面。

“刘斌是第一个。”

“一九七四年开始接触。”

“清远县社会福利院。”

“我当时对他说,我姓柳。”

“但我没完全把他变成他们想要的人。”

孙为民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福利院的人对他太好了。”

“他们把他往回拉。”

“我说一百句,也抵不过人家真给他一口热饭。”

“但我从没向组织汇报过。”

孙为民在记录旁补了一行。

刘斌主动供述动因:福利院情感牵引。

随后,他翻过一页。

“你亲自经手过多少个目标?”

“十一个。”

李秀琴答道。

审讯开始后,她一直没有看墙角的摄像机。

孙为民翻开新的记录页。

“十一个目标,名单在哪里?”

李秀琴说:“我家卧室衣柜底层,那本蓝皮笔记本。”

孙为民说:“他们现在在哪?”

李秀琴说:“我不知道。他们离开孤儿院后,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”

孙为民问:“从樱花国过来的孤儿一共有多少?”

“具体多少我不清楚。”

“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,一共分过三批。”

“每次接到新目标,指令里都会有编号。”

“我见过的数字编号,最早是003,最后一个是087。”

孙为民写下:

003—087。

他没有立刻追问。

技侦处长的笔停了一下。

如果编号规则成立,目标不会只有十一个。

至少八十七个。

而且横跨二十年。

孙为民在087后面加了一个问号。

又在旁边写下四个字:

体系渗透。

孙为民问:“福利院这条线,到底是什么时候彻底断的?”

“九十年代初。”

李秀琴说:“七十年代,外面的人用弃婴、临时寄养等办法把人送进去,不难。”

“八十年代后,户籍、民政手续开始收紧。”

“到了九十年代,床位、体检、档案、来访登记都比以前规范。”

“外人再想用老办法塞孩子进去,风险太大。”

“最后一批就是九三年前后。”

孙为民抬头。

“这些受过干预的孩子长大后,怎么出去?”

“海外基金会。”

李秀琴直接报出一个名字。

“东亚环境技术振兴财团。”

技侦处长的笔停在纸面上。

这个名字,水务局长刘斌也供述过。

两条独立线索,在同一个机构上交叉。

孙为民问:“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?”

“第四阶段末期,我要负责引导目标。”

“组织给过申请表模板,也给过基金会名称。”

“让我在他们高考前后,把这个信息透露出去。”

“基金会提供全额奖学金,把人送去樱花国读书。”

“到那边以后,再由别人接手。”

孙为民问:“基金会现在还有什么功能?”

“孤儿送不进来后,他们的目光转移到了国内。”

“培养寒门士子为他们所用。”

“但我不知道具体情况。”

“我也没见过基金会的人。”

孙为民合上前一页记录。

“你说福利院线断了。”

“上线有没有给你新任务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