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靳川把车停好,跟着她走进客厅。

灯亮起来的那一瞬间,靳川的目光被客厅角落里一样东西吸引了。

那是一个男人的遗像,黑白的,搁在一张很旧的檀木供桌上。

遗像里的男人大概三十出头,五官端正,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,看起来像是个体面人。

但供桌上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香炉,没有贡品,没有鲜花,没有蜡烛。

那张供桌和遗像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摆在角落里,像是被刻意放在那里,又被刻意遗忘。

皇甫红竹注意到他的目光,走到酒柜前拿出两个杯子和一瓶麦卡伦,语气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我亡夫。姓王,死了三年了。”

她把酒倒好,递了一杯给靳川,自己端着另一杯,对着遗像的方向遥遥举了一下,嘴角的笑冷得像刀刃上的霜,

“新婚夜死的。我亲手下的毒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,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下午喝了杯咖啡。

但靳川听出了那平淡底下压着的东西——不是悔意,不是炫耀,而是一种刻进骨头里的、至今还没有完全释放的恨。

他接过酒杯,没有多问,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杯沿,然后仰头喝了一大口。

他已经知道了这段往事——海珠最有钱的寡妇,蛇蝎美人,疯批娘们,这些标签贴在皇甫红竹身上已经三年了。

外界说起她的时候,表情总是混合了贪婪、畏惧和道德优越感的鄙夷,好像她是一个需要被围观和审判的怪物。

但靳川从来不觉得她是怪物。

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,一个被逼到绝路的人,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。

他在境外见过太多被逼疯的好人,也见过太多披着人皮的畜生。

皇甫红竹做的那些事,和他在战场上做的事,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——都是在绝境里,用最极端的方式,为自己讨一个公道。

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,窗外隐约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低沉而有节奏。

酒喝到第三杯的时候,皇甫红竹忽然转过头,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问了一句和今晚的海风、月光、老歌都完全无关的话:

“你今天心情不好?”

靳川握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,然后侧头看她: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

皇甫红竹抿了一口酒,不紧不慢地翘起二郎腿,修长白皙的小腿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。

“你在花子街的时候,筷子拿反了两次——你妈没注意到,黄诗扶也没注意到,但你在夹菜的时候停顿了不到一秒。一个人只有心里压着事,才会在最日常的动作里走神。”

她把酒杯放在膝盖上,手指沿着杯口画了一圈,抬眼看着靳川,“我猜猜——是注资的问题。保安部最近招了不少新人,装备要换,待遇要提高,家属要安置。白素之前批的那一百万应该花得差不多了,后续资金跟不上,你正在愁这件事。”

靳川沉默了好一会儿,然后靠在沙发背上,苦笑着揉了揉眉心。

“有时候我在想,”他说,声音里难得地流露出几分疲惫,“你是不是在我脑子里装了监控。”

皇甫红竹被他这句话逗得轻轻笑了一声,那笑声不像她平时那种冷艳疏离的笑,而是带着几分小女孩的得意和俏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