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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院编检厅。

谢迁在三位史官修撰朱希周、王瓒和沈溪的陪同下坐了下来,又叫来已经入职翰林院的本届殿试榜眼伦文叙和探花丰熙,先热心地询问了沈溪三人是否适应翰林院工作,随后又问了关于《大明会典》的修撰情况,

东阁大学士亲自关怀,对三位新晋翰林来说是莫大荣幸,可沈溪却听出谢迁话里有话。

“陛下昨日问左右太祖之事,言,太祖驱胡虏,安邦定国,此为国之正统,却不知缘何太祖三十一年而崩,何以太宗三十五年继位,仍以洪武为号?”谢迁很平淡地把一个明朝历史上“说不得”的问题给提了出来。

准确来说,谢迁不过是引用了弘治皇帝朱祐樘的话。

在明朝,有两个说不得的历史遗留问题,一个是建文帝,一个是景泰帝,就连史官也不能随便发表评论,更别说是文官武将又或者是市井百姓。

不过景泰帝的庙号,在成化一朝给恢复了,也算是成化帝对父亲的一次拨乱反正,可建文帝到如今都是朝廷上下的禁忌,没人敢提,甚至明朝记录的史籍中,都未曾对“建文”有过任何提及。

建文四年靖难结束,永乐年间朝廷将所有与“建文”相关之典籍焚毁,严令市井间不得再提及建文旧事,洪武三十一年到洪武三十五年之间的这段历史,近乎要消弭于明朝史籍之中。

如今弘治皇帝突然提及,意义可不一般。

朱希周总算在翰林院里待了三年,遇到天子问左右之事,翰林院中人是有义务来回答的,这也是翰林院存在的意义。但这问题实在太过敏感,朱希周略带不解道:“阁老之话,我等不是很明白。”

谢迁笑着摆摆手:“不用太明白,每人写张条子。进呈给陛下看看就是。陛下心头有惑,我等要为陛下分忧……”

谢迁非常聪明,既然弘治皇帝问了一个不能说及的问题,那就让翰林用笔来解答。这就如同殿试上的策问题一样,为什么高祖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,年号却用了三十五年?要求用最能符合帝王心意的答案,解除皇帝心头的疑惑。

各人都找了个靠着书桌的座位坐下,这次策问有些特殊,翰林院从史官修撰往下,凡当班之人必须到编检厅来写条子回答弘治皇帝的问题。

谢迁有言在先。只是写个条子,不用署名,只要回答得宜便可,至于弘治皇帝是否会亲自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但既然皇帝已经发问了,能不看吗?最多是不知道谁写的而已。可若皇帝实在觉得谁写的不合心意,要降罪,发回来问是谁写的,你敢不承认?就算嘴硬,最后对号入座也能把人给揪出来。

沈溪最讨厌这种不记名投票。因为不记名代表的是以为不用对文字负责任,但其实不记名比记名更让人无从下笔。

沈溪研好磨,拿起毛笔来,却迟迟没法落笔。

靖难之役的过程。对他而言那是再熟悉不过,从事情发生的起因,到中间的战况反复,再到结果。都不过是历史上一段普通的记录而已,但这段记录,在明朝却是史官之大忌。就好像每朝每代都有一段隐晦的史料。就算记录了那也是秽史,只有等朝代更迭之后才会提及。

沈溪知道,建文帝的庙号,直到南明时期才恢复。

不知如何下笔,沈溪只好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,却见那些翰林同僚这会儿正奋笔疾书,他不明白这问题到底有什么好写的。思索再三之后,沈溪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:“建文。”

“答卷”就算完成。

简单的两个字,是明惠帝朱允炆的年号,但这年号已有一百年未曾有人提及,历史上真正开始出现记录,已是靖难一百二十八年后的万历二十三年。

明朝人习惯以为,太祖皇帝之下是太宗,太宗之下是仁宗,就连朱棣的“成祖”庙号,也是后来嘉靖皇帝给加的。

就算眼下的读书人,也鲜有知道“靖难”这段典故。

不多时,谢迁开始“收卷”,沈溪把写着“建文”两个字的纸折好,呈递过去,心里还在琢磨,不要因为这条子惹来祸端吧?

不过怎么想,沈溪都认为自己只是提了一个既在的事实,就算要追究,他也能从“建文”这两个字上找出诸多借口推搪。

谢迁把所有条子收好,也没打开看上面分别写的是什么,随便说了几句勉励的话,便匆匆忙忙走了。

谢迁这一走,翰林院里就炸开了锅。

所有人都不明白天子的用意,而此事涉及到一段历史的拨乱反正,但其实就算是翰林这等饱学之士,对明初这段历史也不是很熟悉,有的还是第一次知道,原来太祖在洪武三十一年就驾崩了?

朱希周走过来问沈溪:“沈修撰,你可知陛下问此话的用意?”

沈溪摇了摇头。

朱希周叹道:“翰林院中,有许多事是不能对人言的,不过陛下既有所问,当知无不言,不应有所顾忌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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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顾忌,这也怨不得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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